「悦读」肖凌之:两次高考
「悦读」肖凌之:两次高考
「悦读」肖凌之:两次高考我有过两次高考的经历。第一次,让我跳出了(le)农门,吃上了国家粮;第二次,让我实现了职业的跨越,走上了更高更大的人生(rénshēng)舞台。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(de)事。那时的学制,小学五年半,初中和高中(gāozhōng)各两年,一个人完成高中教育的正常年龄也就十五六岁。那时的农村,还有(háiyǒu)区公所建制,区公所管(guǎn)公社,公社管大队(dàduì),大队管生产队。那时的每个公社都有一所完全中学,每个大队也都有一所完全小学。那时农村学校多,但教师奇缺,主要靠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来教学。
1977年,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(gāokǎozhìdù)得以恢复。正是那个时候,我进入了高中阶段学习(xuéxí)。1978年底,区公所为了能有更(gèng)多的寒门学子可在(zài)高考中中榜,便在全区选了最好的教师,在所辖的每所公社中学高二年级班中(bānzhōng)各选两名成绩最好的学生,组成区公所所在地黄龙中学“尖子班”,进行集中训练,以迎接1979年高考。
我有幸被选中,但学校离家却有十多公里山路,之间(zhījiān)还要靠摆渡横过宽宽的夫夷江。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(nàyàng)读(dú)走学了,而是过上了平生第一次的住读生活。
那时的(de)(de)黄龙中学,虽说是完全中学,却比我原读的高桥中学(后改名新宁县第八中学)条件都(dōu)要差,由尹氏宗祠改造而成,十分地简陋。没有(méiyǒu)电灯,没有风扇,更没有空调,晚上全靠煤油灯照明,一场自习下来鼻孔都是黑黑的。没有像样(xiàngyàng)的寝室,就只分出(fēnchū)男寝和女寝。我不(bù)清楚女寝是啥样子,因为男生是从不进女生宿舍的。反正男寝就是一间教室那么大的房子,里面分四排㩙满了上下(shàngxià)铺床,学生们自带铺盖,每铺睡两人,寝室离厕所远(yuǎn),顽皮的同学往往趁夜黑就近解决内急,寝室里和周围(zhōuwéi)总存一股难闻的气味。没有正儿八经的集体食堂(shítáng),吃饭就按组用脸盆在露天(tiān)地里分着吃,或走或站,雨天就躲进遮雨处。没有自来水,就靠学校里一口掉井打水。澡堂师生共用,要自己烧水提桶(títǒng)洗澡,且(qiě)一次最多容不下10人,男生们能不洗就不洗,实在受不了了,就邀约到几里外的小河里打水仗,哪怕(nǎpà)是春寒料峭,哪怕是寒风凛冽,大有一种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气概。几个月的集训,女同学咋样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不少男生生了疥疮,我自己也长了不少虱子,身上常常奇痒无比。
毕业时,班上的同学和老师连一张集体照都没照过,后来随着(suízhe)时光的流逝,那(nà)“尖子班”到底由多少“尖子”组成,具体是什么样子,在我脑海中已是越来越(yuèláiyuè)模糊起来。
离高考(gāokǎo)不到半年(bànnián)的(de)时光了,才分成文科和理科,我选择了理科。那时的理科,没有生物课,只考政治、语文、英语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(huàxué),英语虽要考试,但不计总分,只做高考录取的参考。这(zhè)一年,大学、专科、中专一张试卷,从高取到低,直到招生计划完成。一场考试下来,我们这个“尖子班”好像被录取了16人,连同文科班和两个复读班,全校上榜者达(dá)四五十人,这一成绩不亚于在当地放了一颗大卫星,红遍(hóngbiàn)了当时的整个新宁县。
这一次(yīcì),我也懵懵懂懂地考上了,只是考得不(bù)理想,被邵阳地区所(suǒ)属的武冈师范(shīfàn)所录取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实现了人生的一次蜕变,从吃农家饭变成了吃国家粮,从农村娃长成了一位准公办教师,这在我们(wǒmen)大队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喜事,它还标志着(zhe)我们整个(zhěnggè)家族从此告别了世代都是“泥腿子”的历史;在我们那个近2万人的高桥公社也是一件值得奔走相告的事情,因为连同那年考上的复读生,全公社也只有五六人“金榜题名”。
中师学校本是培养小学教师的摇篮,不需要开设英语课。但那年月农村学校科班出身(kēbānchūshēn)的教师太稀少,在武冈师范(shīfàn)两年学习毕业,不到18岁,我(wǒ)居然被县教育局分配到我初高中就读过(guò)的母校新宁县第八中学(zhōngxué)(原高桥中学)担任英语老师,并出任班主任。教了一年初中,第二年就被直接“提拔(tíbá)”教高中。好在年纪轻、精力旺、记忆好,我一边自学一边教学,完全是“现炒现卖”。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,直到现在好像还没人说过我“误人子弟”,倒是还不时地听到(tīngdào)我那些曾经的老学生们对我的夸赞(kuāzàn)声。
但那时,我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足,在我心中,不管是读中师,还是(háishì)当中学老师,那都只是我人生注定的一个(yígè)驿站,我还要(háiyào)不断地前行,我一定要念上名副其实的大学。
我(wǒ)的想法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。为了(wèile)集中时间和精力,在1983年底我毅然决然拿出自己的工资请老师顶替我的工作,中途插班进入新宁一中文科班进行复读。我这破釜沉舟和背水一战的举动,感动了我曾经的化学老师刘老师,他将其住房腾出来供我休息和自习,而他自己下班后却到几里路外(lùwài)的师母处(chù)住宿。刘老师的善举(shànjǔ),无疑又给我添了一把火,我只能成功,我已(yǐ)没有退路。
经过了(le)几个月的集中复读,1984年6月我(wǒ)参加了第二次高考(gāokǎo)。因为我曾是中师毕业生,政策允许我再次参加高考,但(dàn)只能对口报考师范院校。填报志愿是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前通过自我估分来确立。至今让我匪夷所思和好笑的是,我竟然第一志愿是湖南师院,第二志愿是华中师院,第三志愿才是北京师范大学。好在我这次的成绩远高出了重点大学招录线,不然我那(nà)志愿毫无半点(bàndiǎn)意义。
这次高考的(de)(de)胜利,强化了(le)我(wǒ)的自信,也让我更懂得了珍惜。进入大学四年下来,我不仅学业成绩优,教学实习优,毕业论文优,而且入了党,一直担任主要学生干部,还在报纸杂志(bàozhǐzázhì)发表了不少文章。大学毕业,我又顺利地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,并被系里聘做助教,协助主讲老师辅导88级、90级大学生《普通心理学》课的实验教学。1991年研究生毕业,带着相对扎实(zhāshí)的知识和专业功底,带着业已(yèyǐ)掌握的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,也带着已经养就的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败、不怕吃眼前亏的品性(pǐnxìng),我便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,开始了更高层面的工作生涯(shēngyá)。也就是从这时起,不管走到哪,不管遇见什么,我都(dōu)敢于从容应对。
如今,高考的历史已(yǐ)过去了几十年,但(dàn)当年那备考的顽强劲却不时地闪现在眼前。现在想来,那高考,看起来好像只是考学业的好坏和智商的高低,比拼能够进去的大学层级(céngjí)与名气,其实它更是(gèngshì)在考一个(yígè)人的志向、眼界和境界,还在考一个人的勇气、毅力和信心。唯有都考过了,人生才会迎来一番真正的新天地。
来源(láiyuán):湖南省广播电视局

我有过两次高考的经历。第一次,让我跳出了(le)农门,吃上了国家粮;第二次,让我实现了职业的跨越,走上了更高更大的人生(rénshēng)舞台。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(de)事。那时的学制,小学五年半,初中和高中(gāozhōng)各两年,一个人完成高中教育的正常年龄也就十五六岁。那时的农村,还有(háiyǒu)区公所建制,区公所管(guǎn)公社,公社管大队(dàduì),大队管生产队。那时的每个公社都有一所完全中学,每个大队也都有一所完全小学。那时农村学校多,但教师奇缺,主要靠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来教学。
1977年,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(gāokǎozhìdù)得以恢复。正是那个时候,我进入了高中阶段学习(xuéxí)。1978年底,区公所为了能有更(gèng)多的寒门学子可在(zài)高考中中榜,便在全区选了最好的教师,在所辖的每所公社中学高二年级班中(bānzhōng)各选两名成绩最好的学生,组成区公所所在地黄龙中学“尖子班”,进行集中训练,以迎接1979年高考。
我有幸被选中,但学校离家却有十多公里山路,之间(zhījiān)还要靠摆渡横过宽宽的夫夷江。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(nàyàng)读(dú)走学了,而是过上了平生第一次的住读生活。

那时的(de)(de)黄龙中学,虽说是完全中学,却比我原读的高桥中学(后改名新宁县第八中学)条件都(dōu)要差,由尹氏宗祠改造而成,十分地简陋。没有(méiyǒu)电灯,没有风扇,更没有空调,晚上全靠煤油灯照明,一场自习下来鼻孔都是黑黑的。没有像样(xiàngyàng)的寝室,就只分出(fēnchū)男寝和女寝。我不(bù)清楚女寝是啥样子,因为男生是从不进女生宿舍的。反正男寝就是一间教室那么大的房子,里面分四排㩙满了上下(shàngxià)铺床,学生们自带铺盖,每铺睡两人,寝室离厕所远(yuǎn),顽皮的同学往往趁夜黑就近解决内急,寝室里和周围(zhōuwéi)总存一股难闻的气味。没有正儿八经的集体食堂(shítáng),吃饭就按组用脸盆在露天(tiān)地里分着吃,或走或站,雨天就躲进遮雨处。没有自来水,就靠学校里一口掉井打水。澡堂师生共用,要自己烧水提桶(títǒng)洗澡,且(qiě)一次最多容不下10人,男生们能不洗就不洗,实在受不了了,就邀约到几里外的小河里打水仗,哪怕(nǎpà)是春寒料峭,哪怕是寒风凛冽,大有一种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气概。几个月的集训,女同学咋样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不少男生生了疥疮,我自己也长了不少虱子,身上常常奇痒无比。
毕业时,班上的同学和老师连一张集体照都没照过,后来随着(suízhe)时光的流逝,那(nà)“尖子班”到底由多少“尖子”组成,具体是什么样子,在我脑海中已是越来越(yuèláiyuè)模糊起来。

离高考(gāokǎo)不到半年(bànnián)的(de)时光了,才分成文科和理科,我选择了理科。那时的理科,没有生物课,只考政治、语文、英语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(huàxué),英语虽要考试,但不计总分,只做高考录取的参考。这(zhè)一年,大学、专科、中专一张试卷,从高取到低,直到招生计划完成。一场考试下来,我们这个“尖子班”好像被录取了16人,连同文科班和两个复读班,全校上榜者达(dá)四五十人,这一成绩不亚于在当地放了一颗大卫星,红遍(hóngbiàn)了当时的整个新宁县。
这一次(yīcì),我也懵懵懂懂地考上了,只是考得不(bù)理想,被邵阳地区所(suǒ)属的武冈师范(shīfàn)所录取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实现了人生的一次蜕变,从吃农家饭变成了吃国家粮,从农村娃长成了一位准公办教师,这在我们(wǒmen)大队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喜事,它还标志着(zhe)我们整个(zhěnggè)家族从此告别了世代都是“泥腿子”的历史;在我们那个近2万人的高桥公社也是一件值得奔走相告的事情,因为连同那年考上的复读生,全公社也只有五六人“金榜题名”。

中师学校本是培养小学教师的摇篮,不需要开设英语课。但那年月农村学校科班出身(kēbānchūshēn)的教师太稀少,在武冈师范(shīfàn)两年学习毕业,不到18岁,我(wǒ)居然被县教育局分配到我初高中就读过(guò)的母校新宁县第八中学(zhōngxué)(原高桥中学)担任英语老师,并出任班主任。教了一年初中,第二年就被直接“提拔(tíbá)”教高中。好在年纪轻、精力旺、记忆好,我一边自学一边教学,完全是“现炒现卖”。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,直到现在好像还没人说过我“误人子弟”,倒是还不时地听到(tīngdào)我那些曾经的老学生们对我的夸赞(kuāzàn)声。
但那时,我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足,在我心中,不管是读中师,还是(háishì)当中学老师,那都只是我人生注定的一个(yígè)驿站,我还要(háiyào)不断地前行,我一定要念上名副其实的大学。
我(wǒ)的想法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。为了(wèile)集中时间和精力,在1983年底我毅然决然拿出自己的工资请老师顶替我的工作,中途插班进入新宁一中文科班进行复读。我这破釜沉舟和背水一战的举动,感动了我曾经的化学老师刘老师,他将其住房腾出来供我休息和自习,而他自己下班后却到几里路外(lùwài)的师母处(chù)住宿。刘老师的善举(shànjǔ),无疑又给我添了一把火,我只能成功,我已(yǐ)没有退路。
经过了(le)几个月的集中复读,1984年6月我(wǒ)参加了第二次高考(gāokǎo)。因为我曾是中师毕业生,政策允许我再次参加高考,但(dàn)只能对口报考师范院校。填报志愿是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前通过自我估分来确立。至今让我匪夷所思和好笑的是,我竟然第一志愿是湖南师院,第二志愿是华中师院,第三志愿才是北京师范大学。好在我这次的成绩远高出了重点大学招录线,不然我那(nà)志愿毫无半点(bàndiǎn)意义。
这次高考的(de)(de)胜利,强化了(le)我(wǒ)的自信,也让我更懂得了珍惜。进入大学四年下来,我不仅学业成绩优,教学实习优,毕业论文优,而且入了党,一直担任主要学生干部,还在报纸杂志(bàozhǐzázhì)发表了不少文章。大学毕业,我又顺利地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,并被系里聘做助教,协助主讲老师辅导88级、90级大学生《普通心理学》课的实验教学。1991年研究生毕业,带着相对扎实(zhāshí)的知识和专业功底,带着业已(yèyǐ)掌握的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,也带着已经养就的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败、不怕吃眼前亏的品性(pǐnxìng),我便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,开始了更高层面的工作生涯(shēngyá)。也就是从这时起,不管走到哪,不管遇见什么,我都(dōu)敢于从容应对。

如今,高考的历史已(yǐ)过去了几十年,但(dàn)当年那备考的顽强劲却不时地闪现在眼前。现在想来,那高考,看起来好像只是考学业的好坏和智商的高低,比拼能够进去的大学层级(céngjí)与名气,其实它更是(gèngshì)在考一个(yígè)人的志向、眼界和境界,还在考一个人的勇气、毅力和信心。唯有都考过了,人生才会迎来一番真正的新天地。
来源(láiyuán):湖南省广播电视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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